张震：《基本法律抑或宪法性法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宪法考量》，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7年第5期。

王锴：《合宪性审查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载《人大研究》2020年第7期。同时，犯的词义本身包含了非法性的内涵，例如犯人犯罪犯法等表述。

在中国政法实践中，人民来信并非一种普通的纠纷解决渠道，而是被赋予了极强的政治意味和政治功能。因此，从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的维度，也可以证明通信秘密的保护范围不仅包括通信内容，也包括通信状态。一方面，电子通信元数据样态繁杂，对公民通信状态信息的记载方式和记录深度远超出传统邮政通信中产生的元数据，这决定了电子通信元数据的个体属性。[4]在电子通信、数字通信发展初期，此种对于通信秘密保护范围的扩张解释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文本与实践的鸿沟。[6]还有学者主张通信状态秘密说，作为落实《宪法》第40条的重要基本法律——《邮政法》——在1985年起草时，主要起草人刘造时持该见解。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因为国家安全和刑事犯罪的需要，对公民的通信进行检查时，宪法明确规定必须依据法定的程序。所谓特定性，是指受到通信秘密保护的信息需要来源于特定的通信活动，而通信过程中使用的一般化的个人信息，即个人姓名、联系电话、电子邮箱、通话号码等信息不属于通论通信秘密的宪法保障信秘密的保护范围，例如邮政通信中的信封以及通讯记录上记载的孤立的个人信息。[9]例如马明、陈凡：《人类基因增强伦理价值判断的人性论困境与超越》，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年第12期。

[20] 在基因治疗发展为基因改进的大趋势下，富裕人群具有通过基因编辑变成超级人类的冲动，面对此类不平等的风险，法律规范需要调适。[42]法国1994年7月29日关于尊重人体的第94-653号法律以及关于捐赠和使用人体元素和产品、关于生育医疗援助和产前诊断的第94-654号法律。[25]伴随科技发展，超人类主义逐步游走在瓦解人的主体性的边界，动摇现代法律和社会制度的基础，同时也挑战了人之为人所具有的独特性地位。[12]陈景辉：《有理由支持基因改进吗？》，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摘要:  超人类主义作为一项较为有争论的新兴思潮，一直将健康权实现作为其发展的正当性依据之一：其拥护者认为遗传学和技术科学可以助推治疗医学转变为改良医学，直到达至个体完美健康。如果立法不作为，则该公民针对立法机构拥有健康保护请求权，主观权利获得了有效救济的渠道。

[5]健康首先是人的高度个体特征，还是生命的发展过程。[12]治疗无可厚非，但人类是否应该改良存在支持与反对的不同声音。例如，埃隆·马斯克在2020年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了Neuralink项目实现脑机互动的最新发展。[11] 目前，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健康权的教义体系还没完全建立。

但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政府不再把上述行为作为自己独有的责任和义务，转而更加强调个体对自身健康、生命方式的责任承担，技术进步本身即使是善的也需要社会伦理规范校准。四、健康利益的整体演进以及健康权的再主观化 （一）立法修改吸纳社会选择：逐步放松对生物技术的限制 社会连带健康形成客观法，成为国家对科学技术规制权正当化的基础。然而，个体与社会均有完美健康权的期待，例如，针对有个体生理缺陷不能怀孕的自然人个体，在治疗过程中运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可以同时对人类胚胎进行改良。[58] 注释: [1][英]尼克·波斯特洛姆：《超人类主义思想史》，孙云霏、王峰译，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4期。

其约束力不是来自政府的意愿，而是来自实证法对社会连带的尊重：立法者必须遵守客观法，人民作为主权者监督立法者将社会规范准确地转化为实证法。[4]超人类主义一开始被贴上超越人类局限，增加人的自然能力之标签，即精神和身体功能的改善使人类拥有更多的体力和智力手段，使人类摆脱与身体极限有关的某些限制，如走得更快。

[23]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尊严之存在是一幅具有个体完整性（personal integrity）的图像，人类增强技术可能破坏或改变这幅图像。[29]Voir J. Allard, ? L'humanité, un concept juridique sans précédent ?? in Le droit saisi par le collectif, ss la dir.de T. Berns, Bruylant, Bruxelles, 2004, p.194 et s. [30]石佳友、刘忠炫：《人体基因编辑的多维度治理》，载《中国应用法学》2021年第1期。

超人类主义的价值远远不是可以提升到重塑整个科学工业体系的意义。[28]这样一种自然主义的人类增强既约束了改良的范围，同时又提供了支持改良的致善主义理由，为立法与社会政策制定提供了可靠的概念基础。超人类主义者提倡平等地尊重和关怀每一个个体，让每个个体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规划自己的生活。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则在《反对完美》一书中，具体讨论了几种人类增强技术可能带来的不平等，例如肌肉力量、记忆能力、身高以及性别选择的增强技术。这两类受害人都有独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陈景辉：《有理由支持基因改进吗？》，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修订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88条第1款规定：诊疗活动是指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对疾病作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2.人类增强请求权的讨论 其一，有关个体自由处置身体请求权的问题。

1.健康权再主观化的必要性 从权利有效性而言，客观价值秩序必须走向再主观化以获得更多个人利益的实现。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1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时间的光谱应该无限延伸，不仅仅停留在出生的时刻。

例如，只要不伤害他人，我们是否应该接受人类改进权利的存在？我们是否应该发展人类尊严的概念并更好地界定其轮廓？我们是否应该加强法律和道德控制，以更好地鼓励进步，避免地下非法行为？我们是否应该尝试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类，人类的有益改进应该具备什么伦理框架？在具体的权利实现层面，或许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损害赔偿请求的问题，如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存在受试者和基因编辑婴儿两类受害人，如何分别在法律上确定请求权基础还是未解之题。那么，对于健康权而言，《宪法》第20条规定的国家保护人民健康的义务是一项客观法义务，在此也可以按照相似逻辑证成，解释出在国家不履行健康保护义务的情况下，特定公民有权向国家提出申请。

这些法律变化逐渐促进了对胚胎干细胞的研究，体现了人类健康利益的确认，推进其整体演进。[34]参见姜涛：《基因编辑之刑法规制及其限度》，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2期。[52]再如，在2014年江苏冷冻胚胎案中，虽然一审二审法院对于胚胎进行了不统一的法律定性，但在没有准确的法律依据下，当事人对胚胎处置的请求权最终通过情理和伦理得到满足。超人类项目的实现所带来的重大问题对当代伦理学提出了挑战，因此在不久的将来有必要形成一份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的伦理契约，基于相关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全人类利益的均衡表达，在科学研究自由和人类基因保护之间更加精细地平衡。

[22]See Jürgen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olity Press 2003, p.53-65. [23]孙海波：《基因编辑的法哲学辨思》，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6期。根据该定义，通过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旨在治疗疾病或改善生命健康的活动均属于诊疗活动。

对其而言，所谓的人类进步是更多的人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塑造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和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或与大脑极限有关的限制，如保持记忆、更有效地部署他们的神经元、更具创造性。

[57]这要求我们必须审慎看待技术发展导致的无法预测的社会与道德后果，跨越生物保守主义与超人类主义之间相互对峙的鸿沟，寻找两者相通的隧道。在贺建奎案中，调查组虽表达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的态度，但在损害救济上，目前尚无受害人提出赔偿或启动民事诉讼程序的消息，关于试验人员的法律责任问题也较少有学者研究。

面对技术的发展，法律和伦理的目的是控制越轨的滥用行为，而科学的目的是超越。正如有学者指出人类增强似乎必须满足人性相关性人性完整性全局适应性及帕累托改进四个基本要求。而现在超人类主义在医学上引入了一个新的目标：人类增强。[39] 2.社会连带健康的要求 人类的权利也被称为团结的权利，而团结蕴含社会连带的要求：既表现在空间上，也表现在历代人之间。

基因编辑行为侵害的法益可能是人性尊严，在根本上改变了人的出生是一个偶然的事实。[1]中国古典思想与超人类主义也有相通之处，主张人类能够支配自己以克服自然进化的限制。

二、完美健康主观权利诉求之困境 （一）治疗医学与改良医学之间的差异逐渐模糊 在概念上，治疗与改良在生物医学意义上的区别比较明显。[14]此论争转化到法律场域，则表现为个人健康实现与人的尊严和人的平等权之冲突。

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神经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交叉融合的新兴会聚技术的运用，使得残疾人获得了与普通人士相同机体功能的工具与手段。若有人通过基因改造走捷径，那么公平难以保障。